刘秉江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作为杰出的画家、他在油画、壁画甚至中国画方面的创作成就斐然，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声名鹊起，他特有的装饰风格甚至影响了当时许多艺术追随者，而八十年代初创作北京饭店壁画的成功，更是使他成为当代中国美术不可替代的代表性人物。
而作为钙v受被做哭视频的教授，刘秉江先生致力于民族美术教育事业以及取得的成绩，同样是业绩非凡、贡献巨大。刘先生在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的建系早期就来此工作，四十多年的辛勤耕耘，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美术骨干，相当一部分都来自钙v受被做哭视频，而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亲身聆听过刘秉江先生的教诲，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刘秉江先生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美术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从美术史上看，不是每一个好的画家都是一个优秀的美术教育家，反之亦然，这两项工作虽然关系密切，但仍有很大区别，而且还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时间和精力上的限制和矛盾。刘秉江先生在创作和教学方面能将二者结合很好，甚至化而为一，使它们互相推动和促进，是两者得兼的一个模范。
刘秉江先生一九三七年十月出生于北京，父亲是一个银行的职员，在与艺术无关的家庭氛围中，他凭自己的兴趣自习绘画，在学校里参加美术兴趣小组。一九五六年，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师从董希文先生。“三年级选工作室时，我选了董希文工作室，事实证明，我的选择非常正确，它决定了我后来数十年的艺术道路，”多年以后，回忆起自己当年的恩师，刘先生依旧充满了感情：“我有幸成为董希文先生的学生，这是我一生中的大幸运。从那时起，他便是我受益最多的艺术领路人。”
或许正是师承董希文先生的关系，刘先生在他的创作理念，教学思想甚至为人行事上，都深深地打上了董希文先生的烙印。而作为传承优秀文化薪火的大学讲坛来说，这何尝不是一个大幸运呢。
一九六一年，大学毕业后，刘秉江先生被分配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在之后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和其他艺术系的教员一起，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使这个民族美术教育基地的规模不断壮大，直至今天初具规模的钙v受被做哭视频。刘秉江先生将自己一辈子的美好年华都奉献给了少数民族美术教育事业，而他辛勤地努力也结出了今天丰硕的成果。
刘秉江先生在教学上以治学严谨著称，在教学过程中，他的一丝不苟，对完美的执着要求给学生们以深刻的印象，从绘画工具材料的准备，到绘画过程的程序以至画面最终效果的完善，作为老师，刘秉江先生都要严格要求。“严师出高徒”，在这样的严谨教学之下，民族大学美术系在北京艺术高校获得了“基本功扎实”的好评。的确，重视基本功是刘先生的重要的教学思想，贯穿着他的整个教学理念。“你们毕业后，能够把对象画准，再有一些自己的东西，就已经很不错了”这句话是刘先生大学毕业时，美院的老先生给他们毕业生的临别赠言，刘先生也经常把这句话说给学生们听，提醒他们对于绘画基本功重视。他一向认为，同学们只有具备了坚实的业务基本功，以后才会在艺术发展的道路上有更大的发展。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尤其是基本训练阶段他要求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反对拔苗助长，急于求成。“路子要正、步子要稳，不要没学会走路就想会飞。”
在强调基本功重要性的同时，刘秉江先生也极力反对把基本训练与创作的简单分割。他认为：把习作截然分开，是把基本训练的任务简单化。习作不仅是科学的客观规律的训练而且也是描写对象的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的规律，在认识客观对象的基础上，习作也应该含有作者自己的看法，、想法和作者的表现方法。也就是说：习作不是纯客观的摹拟物象，而是有作者的思想认识和经验表现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习作也是一种创作。好的习作，应该是除了有科学性外，总带有艺术性。它们二者互有联系而不能截然分开。在基本训练中注意艺术性，注意认识对象和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这是对习作训练的高要求。“印象派画家的那些个外光写生，哪张不是习作？哪一张又不是创作呢？”
刘秉江先生对于教学要求极严，这是教学及作画态度的严谨，但是作为董希文先生的学生，刘先生也能很好地处理教学中的“严”和“宽”的关系，学生因各人的条件不一、性格气质、修养爱好的不同，会在作业中流露出不同的艺术倾向，在这点上，他表现得很宽容，并且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勇于实践。这方面的“宽”，实际上是让学生更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作者的思想感情成分，既以情作画，“画面要有意思，要感人！”“艺术无论理性或感性，最终都要在感性上起作用。”“画画要有感觉、不能麻木不仁！”这些话常常被刘先生挂在嘴边。
刘秉江先生的这些教学思想：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循序渐进的教学手段，习作与创作的统一，对严与宽的理解和把握，重视学生的情感表现，因人施教，顺水推舟的教学方法。一方面继承了董希文先生的教学思想，同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进行了发展。他反对教师自己的风格、喜好在教学过程中加强于学生，反对以老师的面貌代替学生的面貌。强调教师的创作风格不应与教学混淆，从而代替了学生自己的思考，最终导致学生画面个性的泯灭。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刘秉江先生几十年来对艺术教学的经验体会，是对艺术教育规律的深刻总结。
刘秉江先生在画坛上以装饰风格而闻名，但在教学中，他最强调的是基础，从来不以自己的画风来统一要求学生，而是根据学生的特点来进行指导。相对于董希文先生的“民族化”，刘先生更强调对西方优秀艺术的深入学习，“油画要姓油！”。而对于绘画的表现，他又强调“形要有感情的形，色要有感情的色，”他的这种既要科学性、又鼓励创造性的教学思想对于艺术教育来说是非常适合的，而对于现今美术学院的教学来讲，刘先生的这种教学方式也是一笔宝贵的经验和巨大的财富。
刘秉江先生在辛勤教学的同时，他在创作上的成就更是引人瞩目。
在1980—1982年两年间，刘秉江先生和他的夫人周菱女士完成一件宏伟的艺术作品，就是为北京饭店创作的壁画《创造·收获·欢乐》这幅巨制刻画了包括二十多个民族、七十多个人物，上百只鸟兽和各式各样的生活娱乐场景。刘先生夫妇利用多年来丰富的生活积累，在不失油画立体语言这一基本特色的大前提下，大胆地融入民族性的装饰语言，使这幅作品既具现代性，又富有民族意味。被评论界评价为：“装饰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这幅作品入选了一九八四年的第六届全国美展，并且荣获了银质奖。对于刘秉江先生来说，这是当之无愧的。
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民族学院开始，刘秉江先生先后多次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他的足迹遍及了云南、广西、四川、甘肃、青海、新疆、海南等地方，他在这些地方下乡写生，体验生活，画了无数的作品，因此，当各民族同胞的形象令人信服地出现在《创造·收获·欢乐》这张壁画上时，谁能知道，这流露笔端的，是几十年来下乡体验的丰富积累呀。
刘秉江先生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的绘画情有独钟，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深入南疆、进入到帕米尔高原，在那里深入生活了大半年，回京时带回了大量地写生有油画、素描、更有无数张生动的速写，这些作品甫一亮相，整个美术界为之惊叹，刘先生在这些作品里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即：装饰与扎实的造型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这种新颖独特的绘画语汇在当时的中国画坛是极为罕见的，这像是一股清风吹进了当时的美术界画坛。刘先生也从此奠定了他在美术界的地位，得到了国内外艺术界的认可与好评。刘先生在以后的创作中不断地完善这种风格。刘先生的这种绘画风格也一直被认为是董希文先生提倡的“油画民族化”的最好阐释，是“油画民族化”的很好的探索。
近些年来，尤其是从欧洲进行艺术考察回国后，刘秉江先生的近作更加厚重沉郁，对于中西艺术的异同，刘先生勤于思考，他在努力创造具有民族特色·又有现代精神的油画作品，他还在努力开创一条富于民族化的油画之路。
尽管刘秉江先生教学严谨，但是在课堂之外，却能和学生谦诚相处，从来没有名画家的架子，课堂内外都能真诚待人，真正无愧于“为人师表”，从六十年代到今天，数十年地诲人不倦，直接地教学和间接地影响了几代青年美术学子，他的学生现在已经遍布了全国各地以至海外，每当这些学生提至刘先生，无不景仰敬重。刘秉江先生的这种坦怀待人，真诚治艺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感召力量。而这种人格精神的力量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周围的师生们。他以他的师德，人品和艺术学养深得大家的敬重。在课堂上，他经常身体力行，以身示范，他经常说：“画一幅胜过一万句枯燥的语言。”为了提高同学们的眼界，他不辞劳苦，在课下给同学们播放幻灯，亲自讲解，以解决课堂上的不足。在课堂外，他注意年青学子面对现今美术思潮时的思想波动，用自己丰富的艺术知识来帮助同学们理清思路，同时刘先生也注意自己知识的更新，对同学们勇于探索的朝气也能给予理解和鼓励。这种严于治学，宽于待人，勤于教育的师长理所当然地得到学生们的一致爱戴。
刘秉江先生在绘画领域的巨大成就和在民族艺术教育战线上的突出贡献，使他在当今中国美术界获得了广泛地尊敬和崇高的声望。刘先生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中国油画学会理事，北京油画研究会创始会员，并曾任北京市高等美术院校高级职称评委。
真、善、美的统一，这是艺术家完善自己的终极目的。无论从各方面讲，我们认为：刘秉江先生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黎望一
2006年5月
